病理研究室举办2019年第六期“现代临床病理技术学习研讨班”

根据1981年6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对法律本身的解释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人民法院只能在司法审判中对法律在具体适用中的问题进行司法解释。

根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采取自助行为的受害人的请求，对有关案件依法及时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包括办理治安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网络安全、户政、交通、出入境管理以及调解民间纠纷等过程中，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机关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公安机关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促进法治与德治有机融合，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加强同《民法典》相关的公安制度建设。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公安机关不得作出减损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不得以行政权力违法插手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

例如，对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等的尊重和保障，出生登记、死亡登记以及涉及非正常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的出具，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交通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公共安全的维护，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密、不得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等，都与公安工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相关性。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18]当然，专业层次与行政区划层级的这种水平对应，是就全国范围平均而言，并非绝对。

二是对地方的信息发布权（如预警）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督，在地方信息发布失灵的情况下及时予以矫正，而不是代其发布信息，也不是仅仅给予帮助或指导。然而，原先设计为临床医生、医疗机构可以决定完成的不明原因肺炎的网络直报，最终还是受制于地方政府。目前，100%的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从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诊断后逐级报告的平均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小时。《突发事件应对法》虽然规定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但同样强调国家统一领导。

尤其是不特定多数公众了解和掌握的局部信息，在公共空间尚未发布此类信息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质疑和监督政府信息发布的理据。但是，即便按此解释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并没有提及国务院卫生部门可以是预警责任者，与《传染病防治法》还是不一致。

发布的执行主要是在发布决策作出之后，对突发传染病相关信息作适时的公开和更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在一个复杂的、条块结合的科层官僚体系中，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法律设置应当体现四项原则。四则，有研究表明，与传染病有关的网络谣言主要是因为政府公信力降低和权威信息公开的缺乏所致。（4）突发传染病确定暴发、流行后，传染病疫情在本地的情况，由疫情发生地的地方卫生部门和省级卫生部门发布。

唯有如此，专家才可以在法律上有权力也有义务进行彻底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到医疗机构相关科室调阅传染病人收治的医疗资料、直接询问临床医生或病人，而不是仅仅听取地方汇报，甚至仅仅变成负责临床救治。[2] 而中国疾控中心面临的主要质疑也是没有及时发布掌握的疫情信息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如果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机制失灵，受政府委派的专家监督也失去应有之功效，更大范围内的其他专业人士，就可以发挥其监督的作用。吹哨人往往是自揭所在机构或系统之短的，短期内可能会对机构或系统产生负面影响，但由于其提醒公众注意机构或系统存在的危险或腐败的做法，最终是有利于机构及制度完善的。

需要统筹考虑很多因素。最后，应当通过相互的监督与制衡，及时发现和矫正决策责任、集中权威、就地效能的失灵，以下简称为监督矫正原则。

[20]二是日常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作为预警系统基本构成的信息反馈必须包括反馈给社会公众。

[29]参见前引[27]，向妮娟、余宏杰、冯子健文，第404页。第4条规定：对乙类传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当突发疫情出现时，理想的状态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传染病的性质、原因、发生地、传染范围、发病或死亡人数、应当采取的防控措施等所有信息，以便有效地根据这些信息，作出相应的预防和控制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31] 其实，网络直报系统对于集中权威原则的实现，应对就地效能原则潜在的风险，有着重大的裨益。关于举报制度，参见《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24条的规定。因此，突发传染病信息的发布，并非是将科学评估后的传染病信息公之于众即可，还需要对信息发布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如民众会有何反应、能否引起大规模恐慌、需要采取哪些阶段性应急措施、官方对应急资源的调动能力、对已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甚至阻碍等等——作出预判，并进行风险权衡（risk tradeoff）。

直报无法给医疗机构临床有意义的结果反而可能影响医疗机构继续报告的积极性。虽然他们较早地抵达了武汉，并开展了医学调查，但均未明确公开提及病毒会人传人。

人民监督有可能采取以上多种形式，若政府不予积极回应，而只是简单地利用网络屏蔽、禁止发声甚至定性违法犯罪行为来封锁信息，不仅是对人民监督权的漠视，更是无助于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问题的适时矫正。二、集中权威与就地效能相结合 （一）单纯就地效能的风险 若单纯从信息掌握的方便、快捷角度考虑，就地效能原则与决策责任原则的结合，会将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的决策者指向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既不是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也不能仅仅限于省级政府。

因此，它更多地不是进行纵向的发布权划分，而是独立的监督矫正机制。即便是专业人士以外的普通人，也同样可以凭其理智和常识对突发传染病信息发布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13]基于上述三点的考量，称两部法律明显冲突，并不为过。可是，在被问及专家组是否未尽完全调查职责时，有专家表示，他们接到的指示是属地管理，地方为主，专家组是帮忙的。科学讲究相信证据，根据病毒发展，认识会不断调整，也会自我否定。See Roberta A.Johnson, Whistleblowing: When It Works—and Wh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2003, pp.79-86. [39]参见孙莉玲：《基于传染病模型的网络谣言传播与控制研究》，《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76页。

参见[英]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三则，网络时代的民众已经慢慢接受网络信息真假掺杂的现实，未经证实信息的传播并不一定会即刻造成社会恐慌。

在中央层面，信息公布的责任主体是国务院卫生部门。但是，直报系统的实际运用没有如此简单。

因此，应当将集中权威原则与就地效能原则相结合，以尽可能降低上述风险。具体而言，法律的设置应当考虑以下要求： 1.分类分级发布要求 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信息发布分为四类：一是传染病种类的确定和公布。

政府需要采取医学观察、隔离、疫区封锁、停工、停业、停课、调用应急物资等防控措施，而这些措施附带相当昂贵的权利限制和经济成本。既然信息是决定和行动之依据，那么，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就显得尤为重要。（2）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应当发布的传染病疫情信息未予发布，或者已经发布的传染病疫情信息有明显错误，有可能对传染病防控带来隐患的，可以公开其掌握的、有一定事实为依据的传染病疫情信息。[27]符合不明原因肺炎定义的病例数量巨大，若都要上报，会极大地增加病例检测成本和流行病学调查成本，浪费公共卫生资源。

在此意义上，对突发传染病作出发布信息的决定，其实是一个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比如会出现什么风险？医疗资源挤兑、谣言四起，物资抢购……不是随随便便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部门说发布就能发布的。

任何一种设置，都必须让决策者/执行者负起相应的、明白无疑的责任。有的医生、医疗机构对没有确诊的病例不愿轻易填报。

该法关于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发布警报，决定并宣布进入预警期的规定，显然与《传染病防治法》有抵牾之处。临床医生在病人增加的情况下无暇填报信息需求大的传染病报告卡。